丁洪範别名茂海，浙江天台縣人，生于1898年12月1日。家庭經濟情況貧困。幼年失學。直到15歲時即1913年7月，到杭州之江大學附屬中學讀書。1917年7月讀完中學，進入之江大學本科學習。1918年4月，他學習成績優異，到菲律賓大學讀大學。一開始他學的是林科。學了兩年之後，轉到商科學習。1922年4月，他讀完商科，又在研究部研究，直到1923年11月回國。

1924年1月到8月，他在上海益華公司任會計主任并兼任中華職業學校的商科教師。1932年秋，丁洪範先生到上海商學院任講師，講授企業管理，銷售管理和商品學等課程。1934年8月，他到南開大學商學院任講師，講授會計學、成本會計學、經濟學等課程。同時他在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從事國際貿易、生産力平衡等課程的研究。他曾擔任天津《大公報·經濟周刊》的主編，并在該刊上發表論文多篇。

1937年7月，抗日戰争爆發，丁洪範先生到重慶大學商學院任教授兼任銀行會計系主任，後改任銀行保險系主任。他在課餘還對戰時的财政和經濟問題進行研究，寫出了一些論文，在《财政評論》等雜志上發表。當時重慶大學商學院的院長是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先生。馬先生在1940年春夏，在重慶發表了4次演說，演說的内容還吸取了丁先生的觀點。馬先生說：在抗日戰争時期，應該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同支持戰争。但當時是“下等人”(指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出力打仗，中等人(指工薪收入者)出錢，他們的收入因物價上漲而貶值，等于上了稅。“上等人”(指經商)既不出錢，又不出力．還要屯積居奇，發國難财。

1941年8月，丁先生到77779193永利經濟系任教授，還曾擔任過法學院院長。他還是講授經濟學、貨币銀行學、高級會計學、高級财政學、賦稅論。直接稅論等課程。在課餘還是做研究工作，研究通貨膨脹與财政，我國銀行業的改造，戰後貨币制度的整理等問題。抗日戰争勝利後，丁先生于1946年8月到上海暨南大學任教授并兼任銀行會計系主任。除了講授過去講過的老課外，還開了新課“經濟政策”，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作了比較。

1947年8月，他回南開大學以後擔任會計、統計系的主任。解放以後，南開大學财經學院新開了政治經濟學課程，有人主張停開原來的經濟學課程，丁先生對此提出異義。1950年，在—次辯論會上，他說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二者不可偏廢。前者偏重政治，後者偏重技術方面。許多應用性的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并不去研究。所以他提出來要把政治經濟學和技術經濟學結合起來。通過形象化的比喻。叫做“二馬結婚”，即把馬克思的政冶經濟學和馬歇爾(英國劍橋大學的著名經濟學者)的經濟學原理(主要是微觀經濟學)結合起來。最後這場辯論會成了對丁先生的政治圍攻，說他是反對馬克思主義。丁先生在1957年5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反對百家争鳴中的教條主義思想作風和方法》的文章。他主張在争鳴中要有科學的分析，充分的說服力，不能根據經典作家的一句話作為根據來判明真理，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是實踐。經典作家所說的話隻有經過實踐的檢驗，才是真理，教條主義不能解決問題。丁先生的這種觀點是與《實踐論》的觀點一緻的，但是在。反右運動中，丁先生被誣告為企圖在百家争鳴中取消馬克思主義。丁先生堅持自己的信念，被打成反革命。

1973年摘去了丁先生的反革命帽子。在1978年丁先生患病去世前，對丁先生的問題，全部予以平反。1979年1月1日去世，終年80歲。在他的墓碑上按他的遺願，刻着“經濟學家丁洪範之墓”。

丁洪範教授一生做了許多研究，發表過多篇論文，它的最主要著作是《經濟學原理》。丁先生的《經濟學原理》與當時流行的經濟學原理或概論相比，具有很多的特點和優點。最大的特點是丁先生的書處處結合中國的實際，不像有些著作以介紹外國的理論為主。在他的書中博引旁證，給人以種種啟發。例如他在論述人口問題時，非但論述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而且論述中國洪亮吉的人口論。他認為中國人口衆多，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經濟問題，他結合生産要素配合的理論來說明中國人力資源很豐富，而其他生産要素又很不足，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過多的勞動力将無法完全吸收和利用。加上技術進步，生産領域内将會節省勞動力的利用。這個觀點與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中的觀點有類似之處。

丁洪範教授一生從事過多方面的理論研究，發表經濟與會計學論文及譯文近50篇，獨撰及與人合編（譯）著作近10部，涉及經濟理論、财政賦稅、金融等多個領域。

其經濟理論思想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

一是主張“二馬結婚”理論與市場經濟。20世紀50年代初期，他針對當時經濟學教育的思路，主張把政治經濟學和技術經濟學結合起來，提出了“二馬結婚”的觀點，也就是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和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年，英國及至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的經濟學結合起來。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的新古典經濟學并非對立，完全可以調和起來，相互補充，不必為了推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而全面否定馬歇爾經濟學原理。先生講授經濟政策課程時，在尖銳地批評資本主義制度的同時，指出了前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弊端，認為計劃經濟不可能滿足人們各色各樣的不同需要，違反經濟規律，會導緻生産資源的錯誤配置和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他一直反對計劃經濟體制，主張實行市場經濟。1992年以來，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實踐證明，丁氏主張的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結合及市場經濟理論，具有科學性與預見性，對于繁榮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是倡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1957年春，全國上下“百花齊放、百家争鳴”，丁氏以極大的政治熱情投身于這場政治運動中。針對當時百家争鳴中教條主義現象，在其《反對百家争鳴中的教條主義思想作風和方法》一文提出，争鳴中不能用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要有科學的分析，充分的說服力，不能将經典作家的一句話作為根據來判明真理，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是實踐。20世紀80年代，在中華大地蓬勃興起的改革開放始于思想解放運動，而這場史無前例思想解放運動發端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的大讨論。正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成為華夏子孫的共識之後，才使得強大的精神力量轉化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巨大動力。遺憾的是，丁先生的這一主張在改革開放前30年未能被世人所接受，他也因“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是實踐”觀點的發表，在政治上倍受煎熬。  丁教授不愧為經濟學與會計學領域的思想家，總是高屋建瓴的思考與探讨經濟學與會計學中一些帶有戰略性的理論問題，常常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即使在身處逆境，也不放棄對真理的追求與捍衛。今天看來，他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許多理論主張，不僅是正确的，而且上可行的，并且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與會計理論寶庫。